[摘要] 许小年：豪言壮语不是改革
许小年：豪言壮语不是改革
“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”于4月20日-22日在昆明召开。上图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。(图片来源：新浪财经 梁斌 摄)
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消息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绿公司年会上表示，过去成功的改革是建立在突破现有体制、发挥基层创新力量的基础上，而现在人们热议改革，却只见政府的豪言壮语，喊甩开膀子喊破了嗓子也未见行动。
绿公司年会的主旨发言主题是“改革红利呼唤行动英雄”，柳传志认为这一主题是接下来所有平行论坛的基础，但大会发言并没有表现出与主题相衬的热度，直到许小年发言结束，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许小年表示，他研究了中国2000年的改革历史，发现失败的改革多是因为只追求局部改善，不做制度突破，并且在实行层面上依赖现有的官僚体系，无视基层创新与参与，成功的改革则恰好相反。
他同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现在改革的观察，认为政府现在各种豪言壮语，喊甩开膀子都喊破了嗓子，也没见动作，政府热衷于周密设计和宏伟规划，市场的参与者仍旧坐在台下等待改革的周密设计。
“这不是改革。”许小年说，改革很简单，“当年邓小平改革就一句话，谁不改革谁下去。”他的这番讲话赢得了听众长达半的掌声。
许小年列举了王莽改革、王安石改革、光绪改革作为失败改革的三个例子，指出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改革不是为了改变现有体制，而是为了提高现有体制的效率，因此改革只能局限于利益的重新分配，由于社会整体财富没有增加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引发不同利益集团的碰撞，改革到后期困难重重，成功与否变成了政治问题，这样改革的命运就由政治斗争的结果来决定。
第二个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改革依靠现有的官僚体系。“所有的顶层设计都认为，顶层设计会在各级得到执行，但是在现实环境下根本不存在。”许小年说，依靠现有官僚体系的改革，最后往往会成为现有官僚体系攫取更大权力的工具，使得初衷是让利于民的改革，变成与民争利，进而降低改革的威信。
许小年认为成功的改革只出现在历史的开始和结束：一个是商鞅改革、一个是邓小平改革。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进行周密设计，而是通过鼓励社会创造，鼓励制度突破，重组生产力，各个阶层都从中获益，得到了社会广泛支持，而且正因为是以增加财富为目标，所以强大了国力。(淑静 发自昆明)
许小年：成功的改革在于各个阶层都获利
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上午消息 绿公司年会今日上午在昆明城郊举行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[微博]教授许小年[微博]在“改革红利、呼唤行动英雄”主旨论坛上表示，成功的改革在于鼓励社会的创造，鼓励了社会价值的增加，各个阶层都获利。当前诸多地方政府的豪言壮语，一直喊破了嗓子也没什么动静。
以下是其讲话实录：
许小年：我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是因为我讲得不是中国过去的改革，也不是未来的改革，而是2000年的改革，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。
我讲的题目是“失败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”。失败的改革都相似，成功的改革也都相似，中国的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的改革。失败的改革，今天作为案例的是西汉末年的王莽的改革，王安石的改革、清末光绪帝的改革，我认为这三次改革是失败了。等一下我会说它为什么失败了。成功的改革说起来是历史的调整，成功的改革只出现次和最后一次，就是商鞅的改革和邓小平的改革。这两个改革有什么相似之处，一会儿我也会讲到。回顾历史是为现实服务，但是历史永远不会重复它自己，所以历史仅对我们有参考的作用。
失败的改革，相似在什么地方，王莽、王安石、光绪帝的改革，他的目标都是追求现有体制效率的提高，而不能突破陈旧的制度的束缚，这是个共同之处。因此这三位在历史上的改革，充其量只能叫做改善，或者叫做改良，而并不是改革。由于这些改革的目标，是改善现有体系的效率，因此它在执行理念上，依赖现有的政治基础，依赖现有的政治体系，在失败的改革中，这是一个共同的特点。这些改革都是顶层设计，改革的方案脱离了实际，我们知道顶层设计是官员在办公室想象的理想方案，没有经过事件的检验，而利用官僚体系做大规模的推广，一定会碰到问题。比如王莽推行的土地国有化的改革，一开始就推行不下去；王安石试图利用官僚体系建立起市场性的管理体系，来遏制商人的投资，将商人获取的利润部分地转向官府和民间，实际上他的动机可谓良苦。为了与民让利，但是让利的方法并不是靠创造、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来实现各阶层、实现官名的共赢，而是在不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现有的管理体制的方式下，试图提高现有体制的效率，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。
由于这三个特点，这些改革都失败了，失败的原因是不能够突破现有体制，社会生产力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，并没有更多社会财富创造出来。因此改革局限于利益的重新分配、利益在官民之间的重新分配，利益在不同的官僚群组之间的重新分配。这就必然引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，使得改革进行不下去。给改革增加了很大的阻力。这三位失败者，他的个人结局都是比较悲惨的。改革最后变成了利益的重新分配，而我们知道利益的重新分配，就是政治问题。政治就是用法律的方法、用制度的方法来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。一旦变成了政治问题以后，改革的命运就由政治斗争所决定，而不是由改革的实际效果所决定。在这个政治斗争中，王莽失败了，光绪皇帝失败了、王安石也失败了。
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改革的推进依靠官僚体系，做了一个不切实际地假设，所有的顶层设计都有不切实际地假设，就是所谓的官僚体系可以遵照上层的指令，可以把改革的措施落实到位，并且这些官员们是从社稷江山出发，从我们民族的长远出发，来推进这些改革措施。这个假设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。结果是什么？是官僚体系利用改革寻租腐败，扩大自己支配资源的能力。利用增加了的资源从中寻租，并且形成了官方和民间的联动，上下其手，使得让利于民的改革措施，变成了与民争利。一旦演变成与民争利以后，改革的公信力大大降低，改革的支持力度大大降低。这就注定了改革失败的命运。
由于与民争利，由于不是增加社会的财富总量，而是利益的重新分配，基层民众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改革的过程中来，这就使得改革推行不下去，多次出现反复，王安石几次罢相也是一样的。他们以官僚的权利来推行改革，还是推行不下去。
我们来看成功的改革，成功的改革与失败的改革正好相反。它不是谋求现有体制局部效率的改善，不是像中国历史上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失败的改革，仅仅限于整顿吏制，梳理财政，改革货币体系，改革军制，而是突破现有的体制，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突破现有体制，而不是完全抛弃现有体制。完全抛弃现有体制那叫革命，革命和改革是两回事。中国历史上的革命，几乎是无所建树，除了破坏以外几乎是无所建树。我们这里主张的是改革，成功的改革突破了政治，商鞅突破了贵族政治，可以使得人民在新政下，打破了贵族受利。
商鞅突破了现有的格局，打破了贵族基层，吸收了农民、贫民，参与到秦国的政治、秦国的军事和秦国的经济发展中。邓小平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，吸收了中国的农民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，中国的城市民众加入到改革的洪流中来。这是他们成功的点。
他们成功的第二点，是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，而不是一味的相信官僚经营阶层的顶层设计，邓小平据我所知，没设计什么改革。我翻了一下历史书本，商鞅也没有设计什么改革，他们只是总结了现实的一些创新，把政策在推广。比如说商鞅废井田开阡陌，这不是商鞅的创造。而是在中国的大地上，实行了几百年的民间的创新。学者都承认中国的土地私有，是在鲁国，到商鞅已经是已经过去了两百年了。所以废井田开阡陌，不是商鞅的设计。这不是商鞅的设计，而是在秦国有了几百年的实践演化而成的。邓小平的成功是肯定傻子瓜子在城市中的创新，把它变成党的建设，变成法律的实践在展开。
这是和上述几位失败的单纯依靠顶层设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他们的成功在于鼓励了社会的创造，鼓励了社会价值的增加，各个阶层都获利。他们的成功在于提高生产要素、提高了生产力，得到社会上的广泛的支持。正因为是以创造财富、增加财富为目标，所以改革很快获得了成功。商鞅在改革之后十年，率军出征魏国，一举收复了秦国的失地，给那些改革的人当头一棍。邓小平的农村改革，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，获得了社会对改革的广泛支持。
当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不希望对号入座，我仅仅说我的观察，我的观点，即不代表绿公司，也不和昆明市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我个人的观点。我当前看到的是诸多的政府的豪言壮语，甩开膀子喊，一直喊破了嗓子也没见什么动静。当年小平同志没有豪言壮语，就只有一句话，非常朴实的一句话，“谁不改革谁下台”。什么断腕、促灵魂，这些就不说了，我们看到的是宏伟的发展战略、宏观的战略。
改革的主力军，民众和企业现在是观众、是听众，像在座的各位一样。坐在听众席上，等待着完美的顶层设计的出台，这不是改革，既不是邓小平的改革，也不是在中国历史上，成功的商鞅的改革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担忧，但愿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。
谢谢大家！
编辑 元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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